半岛体育官网经济学家白重恩：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之间的架桥者

　　半岛体育官网经济学家白重恩：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之间的架桥者白重恩1963年出生于南京的一个教师家庭，父母都是师范老师，白重恩兄妹三人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恩”字。‍‍‍

　　1969年，六岁的白重恩和家人一起下放到苏北淮阴。白重恩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他刚过完六岁生日后不久的1969年11月26号，一家人住进了苏北的一名农户家中，住所的旁边就是猪圈。多年后白重恩开玩笑道：“人家住牛棚，我们家住的是猪棚”。

　　当时 尚是小孩的白重恩并不懂得“下放”的含义，只是觉得搬家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但农村的情景还是让白重恩多多少少有些失望，他问妈妈：“我们以后就住这里吗？”

　　起初，白重恩的父母跟村民们一起在田间劳作，后来父亲去了公社的中学教书，母亲到了大队的小学教书，白重恩一家的日子才渐渐好一些。

　　1969年到1978年，6岁到15岁，白重恩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在苏北农村度过的。当时农村贫穷的状况和不当的经济管理政策给白重恩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他们身上有很强的随遇而安的感觉。当时与其说是乐观，不如说是无奈”。“苏北那个地方有很多人都很有想法，也受过一定的教育，他们脑子很清楚，只是无奈，他们那个地方完全不适合种水稻，但领导批示让他们种水稻，他们就铲掉生长旺盛的小麦，再种上水稻，结果产量很低，大家只好饿肚子。我那时很小，只会相信书本，甚至天真地以为全国只有他们这一个地方是如此穷困。现在想想当时的我是如何的幼稚。”

　　1978年8月份，白重恩一家从苏北农村回到南京，白重恩在南京燕子矶中学继续自己中学最后一年的学业。农村的教育质量与城市差距很大，虽然白重恩做了很多努力，但在回城后的第一次英语考试中还是只考了8分。白重恩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辱的事情，此后每一天的上学、放学路上，他的手都是在拿着单词本背单词。“那一年，我都能记得我是多么的刻苦，因为实在是太落后了”、“从学校到家大概是15分钟的路程，我们那时中午也回家吃饭，每天至少是有一个小时在路上，这一个小时就是我学英语的时间。当然也很危险，也差点被车撞着，但是到最后，我的英语成绩成为了班上第一。”

　　给大多数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1978年也给白重恩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时至今日，白重恩仍然清晰地记得刚回城时家里住的筒子楼，父母和邻居一起在楼道里做饭的嘈杂，当少年的他拿起书本时，周围的声音似乎都消失了。白重恩日后经常对自己的孩子用那一年的例子，“当一个人所处环境有所改变，其实只要你下点力气，真是可以做到很多。”

　　白重恩的太太是他的中学同学，白重恩1978年回到南京后在燕子矶中学认识了她。在中学时两人并没有谈恋爱，只是认识了，后来有了基础，才成为了一家人。从家庭来说，那一年对白重恩也是至关重要的。

　　1979年，高考成绩出来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师跑到白重恩家里找他。那天白重恩正在放松地看电影，电影院在电影屏幕的边上打了一行字：“白重恩，你家人在找你，赶快出去。”得知中科大的老师已经来到自己家之后，白重恩受宠若惊。随家人回去后，中科大的老师分析了白重恩的分数，劝他报考中科大数学系，因为数学系分数较高。父亲也建议白重恩报考数学系，因为他觉得数学研究人员一定是在城里工作。

　　就白重恩自己来说，数学一直强烈吸引着他，他喜欢数学里那种严谨的逻辑思维。“数学里面要找一个例子最能代表数学学科的优美，应该是几何，也就是平面几何，希腊人建立了平面几何的体系，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几何现象，但希腊人想到――能不能找到几个最基本的公理，然后在这几条最基本的公理上建立起一个体系，来解释看到的这些大量的现象”，“这是一件很不直观的事情，但可贵的是，希腊人能够追根究底”。而且白重恩觉得自己的实验能力非常差，如果做化学和物理一定做不好，于是他选择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我国科技工作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工作者是劳动者的观点。此后几年，科学家，特别是数学家得到了广泛的宣传，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变得家喻户晓。

　　1979年， 未满16岁的白重恩考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习数学。“我当时的思想就是要成为一个有贡献的数学家，我当时给自己立了一个很具体的目标，就是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数学教授。”在中科大，白重恩成绩优异，被授予中科大最高奖学金——郭沫若奖学金。郭沫若奖学金是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新中国第一奖学金，设立于1980年。据说当年金银短缺，科大为了制作奖章，还专门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申请了10公斤白银，一共制作了200枚奖章。

　　据中科大1980年大事记记载，郭沫若奖学金是中国科学院利用郭沫若院长生前交给院党组的15万元人民币稿费在该校设立的专项奖学金，每年设15个名额，获奖者可获得一枚“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银质奖章和200元现金。当年工人平均月工资约35元。

　　从中科大毕业后，白重恩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读研究生。读研期间，白重恩了解到数学所有出国深造的机会。如果想做科学研究，出国深造无疑是必要的，白重恩决定申请出国。当时也有很好的机遇，“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得主、世界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教授那一年访问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白重恩的导师王光寅建议他去找丘教授谈谈。丘成桐教授对白重恩很鼓励，并为他写了推荐信。后来有另一个美国数学教授到中科院数学所访问，数学所安排白重恩做他的导游。白重恩带这位美国教授去故宫各个地方，后来他也帮白重恩写了推荐信。他说，这个孩子知道的事好像还挺多的，到故宫还能跟他讲上两句。

　　于是白重恩就申请了美国的数学博士，很顺利地被丘成桐教授所在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数学系录取了。“我非常非常兴奋，觉得能跟丘先生学习是莫大的荣幸。所以，一点都没有犹豫，就去了那所学校。”

　　“当时不管是大学生还是研究生半岛体育，对国家的发展都特别的关心，而那时候又是讨论我们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所以人们讨论最多的就是怎么来让中国的经济变得更加强大，怎么来进行经济改革。所以，我大学毕业以后到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读研究生，那一段时间，因为大学应该说打的基础还不错，所以研究生的课程我觉得不是负担太重，老实说当时逃课很多的。就利用这些时间，就去读一些数学以外的一些书，也去了解一些的情况。那时候就对经济学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希望学了经济学，就能够更深入地更系统地来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的问题，希望自己能够在经济改革中能够有参与，能够有所贡献。所以，其实去美国读数学之前，就已经有这个兴趣了，希望能够学经济学。”

　　白重恩到圣地亚哥的第一周就和丘成桐教授讲了自己的想法，同时，他也对自己的“叛变”感到愧疚与忐忑，“我是准备受责备的，我觉得老师有理由责备我”。

　　但丘成桐教授不仅没有责备白重恩，还给了他很大的支持，令白重恩特别感激。他对白重恩说，如果想学经济的话跟他学数学就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他做的是纯粹的数学研究，他推荐白重恩去学和经济学关系密切的数理统计。“丘老师给我介绍了系里几个很好的统计学老师，这为后做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只用了三年时间，白重恩就拿下了一般人需要四五年才能拿下的数学博士学位，并转赴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多年后再审视当初的选择，白重恩觉得挺自然的。“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自然地萌生了对社会、对整个国家发展的关心，同时希望把问题想得更深入的天性和好奇心”

　　“当初改学经济学最主要的动力就是让我能很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我现在所做的这些工作都可以帮助我更好地做这件事，理解这些问题，符合我的初衷。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很有意思，我教经济学也教得很有兴趣”

　　白重恩也一直保持着对数学的兴趣。每当脑子特别乱的时候，他总会坐下来静静心，想想平面几何。“因为它让你很专心，你就钻到里面去，尽管都是很简单的平面几何，但是你很多年没有学了，要回忆起来，从最基本的公理来推，还是要想一想的。其实人专心的时候是最大的放松，因为你把其他让你有压力的东西全都丢掉了。”

　　数学是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工具之一，且二者也有内在的相似之处，对于数学基础好、悟性高的白重恩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从数学到经济学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就是严谨的逻辑思维，经济学家不喜欢有太多的假设，他们希望用尽量少的假设推出尽量多的结论，这和平面几何的想法是一致的。经济学也是找出几个最基本的假设，在这之上发展出一套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家不愿意为了支持一个政策就随便地加一个假设来说服大家，而是要用大家都认可的几条最基本的原理，来解释现象，从而说明哪些政策合理，哪些不合理。所以从研究方法上来说，经济学和数学的关系非常密切”。

　　“数学有三方面的作用，一个是它训练你的能力。第二，它是一种很简洁，很精确的语言。第三，它有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推导出一些我们想都想不到的结论。这也是一种工具，但这种工具已经超越了语言了，它能帮我们推导出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

　　但白重恩从数学转向经济学的道路，起初也并不顺利。“经济学开始太难了，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一是我本科没有学过，二是有太多在美国很普遍的一些东西在中国没有，比如债券，而这些在经济体系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你没有任何直观的感受，就只能从客观了解。”

　　而数学与经济学的思维也并非全然融洽。“人们说学数学对经济学有帮助，其实我的体会是帮助肯定有，培养你的逻辑思维，但是也会产生障碍。数学里要求所有东西特别严谨，你做的两个结论之间一定不能有矛盾。经济学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做的模型和为了解决另一个问题做的模型可以是不一样的，这两个模型放在一起是互相矛盾的，一定程度上会成立，对于学数学的人来说完全不能容忍这个事儿。”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白重恩才逐渐适应这种跨学科的冲突。

　　在哈佛，白重恩师从埃里克·马斯金教授。2007年，埃里克·马斯金与莱昂尼德·赫维奇、罗杰·迈尔森以“机制设计理论”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机制设计理论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制度经济学，市场设计，最佳税收制度设计，公共品提供，垄断企业管制，环境政策和专利制度设计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此外，马斯金教授在重复博弈，经济学，比较经济制度等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软预算约束的研究将这一计划经济中的重要问题带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比较经济制度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马斯金有几位著名的中国学生，并且日后都曾任教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他们分别是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钱颖一，1991年获得博士学位的许成钢和王一江，1992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李稻葵，以及1993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白重恩。马斯金曾表示，有这五位中国学生是自己一生中的极大亮点。

　　“马斯金是一位研究兴趣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学者。他不仅对经济学中高度抽象的数学模型有很好的研究，对现实社会中的拍卖问题、专利问题、环保问题、制度、社会主义经济改革、集权与分权等问题也有着深入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斯金开始接触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学生，因为我们都对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有着切身的感受，并有一大堆来自现实的问题。由此，他对中国问题非常有研究的兴趣。”王一江说道。

　　马斯金严谨的治学态度令白重恩印象深刻。“我们跟他的接触是拿出一个问题去跟他谈，问他值得不值得研究，当然首先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一部分了。他会批评说，这个不值得做，那个值得做，然后选一个题目，之后每过一段时间有了一定的进展再去跟他报告。最后写出一个初稿给他看，他会严谨到每次交一个手稿给他，他都用红笔在上面标注，很认真地给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此外，白重恩在哈佛读博期间，除他的几位同门师兄外，樊纲当时在哈佛做访问学者，邹恒甫、胡祖六也在哈佛读博。白重恩说，从学术辈分上说，这些人都是学长，自己是学弟，但在一起时大家指点江山的冲动与豪情都是很强的，都想要学好经济学，将来为中国服务。

　　在哈佛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白重恩到美国波士顿学院任教。但是在研究一些政策性的问题时，在国外总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因为你人不在这儿，你对问题的把握远远不够，回来后自然而然地沉浸在这个环境里，跟这些经济现象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做政策性的研究结果会更好。”

　　回国无疑是一个重大决定，白重恩的夫人在国外曾有很好的工作，后来因为生第二个孩子暂时没有上班，在他们回国之前又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但不得不放弃。白重恩非常感谢家人对他回国工作的支持”。1999年，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问题，白重恩转而到香港大学任教。同年，清华大学在北京组织了一场转型经济学的国际会议，邀请了包括白重恩在内的几位经济学家进行座谈，希望听取他们的建议对于如何发展清华经济学科的建议。

　　这场会议之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开始着手引进海外人才进行学科建设。2002年，经管学院从海外聘请了四位经济学学者作为特聘教授，白重恩就是其中之一。

　　从这个特聘项目开始，白重恩与清华经管学院正式结缘。2002年之后的两年间，他频繁往返于港大与清华之间，有时隔几周去一趟，有时每周都会去。“那时候我在香港任教，利用周末时间经常跑过来教课，后来跑得挺累，而且也觉得清华是不错的地方，本来去香港也是想‘骑马找马’，看看回国的话哪里适合我。来到清华之后，发现确实在清华能做很多很多的事儿。”清华经管的特聘教授项目，成为白重恩最终选择清华经管的最重要的原因和契机。

　　2004年，白重恩到清华全职任教。当年与他一同进入特聘项目的李稻葵也与他同年全职进入清华，随后官方发布《李稻葵、白重恩两位特聘教授正式落户清华经管学院》的新闻通稿。

　　到了清华后，白重恩谈及自己的研究方向时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寻找中国经济中比较大的问题，希望能够做一些研究来提供答案，我比较少研究短期的波动，更多的研究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影响的问题。我的研究更多关心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怎么让经济增长的质量更好。”

　　与此同时，白重恩也投入大量时间参与到政策的讨论中，通过更多政策导向的学术研究来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学术参考。2005年左右，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增长机制以及针对投资过热引发的宏观调控政策等问题备受关注，当时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已超过40%，属于全世界最高水平。中国的投资是否已经过度？要想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测算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因为中国的高投资率，可能恰恰是中国有很高的资本回报率。白重恩等人用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计算发现，尽管中国的投资率相当高，但是资本回报率也很高。在基础估计中，他们得到的中国当时的年总资本回报率约为20%，比20世纪90年代早期略低一些，但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并不低。

　　为什么如此高的投资率却没有造成资本回报率的降低？他们认为有两点原因：由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力增长推动的产出，有相当快的增长，因此资本产出比并没有因为投资率增加而有过多的增加；总收入中的资本份额自1998年以来逐步增加，而在这段时间恰好出现了显著的投资增长，这一现象的可能解释是工业部门内的渐进式重组使其向资本密集型工业转变，因此要求有更高的稳态投资率。

　　白重恩与钱颖一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谢长泰合作论文《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发表在美国《布鲁金斯经济问题论文》(“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2006年第二期，中文版于2007年1月发表在《比较》第28辑。2008年，该论文获第十三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13届论文奖。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虽然在强有力的刺激政策下迅速企稳，但此后逐渐呈明显减速趋势。对于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学术圈和实业界都出现了分歧，一派认为这只是危机后遗症的周期性偏离，通过政策刺激后还会回到原来的增长路径上去；另一派则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是根导火索，点燃了我国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过程中所积攒的结构性矛盾，我国将“换档”增长，从“高速”增长轨道切换到“中高速增长”的轨道上去，8以下甚至更低的增长速度将会成为一个新的常态。

　　课题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将是较长时间内的趋势。当前经济减速主要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的趋势性变化，而非短期负面冲击导致的周期性波动。

　　报告得出，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双重下降。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以及全民普及“义务教育”政策已实施多年，使得人力资本增长的起点更高。因此，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变动机制的深入分析，即成为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进而判断其未来走势的关键。

　　这一课题报告的部分成果——白重恩与张琼合著的论文《中国经济减速的生产率解释》（发表于《比较》2014年8月第73期），获得2017年第17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评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指出：“文章探讨了中国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和未来走势，运用1978年以来的分省数据考察了生产率波动的机制，对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识别和分解。模拟了2008年以来大规模投资在‘稳增长’中的作用，认为过度依赖投资的增长，不利于生产率提高和居民消费增长，这些对理解经济发展新常态有重要启示意义。”

　　2011年，白重恩担任了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这个委员是他自己“争取”来的。白重恩在医改领域不算知名学者，最初并不在受邀专家之列。但是白重恩非常关心医改政策。他与钱颖一起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后向有关部门提交了研究报告。正是这份扎实的报告，使得他们进入了被邀请参加讨论的专家行列，他们的报告在最终出台的医改方案中也得到了体现。

　　白重恩研究领域极其广泛，涉及国有企业改革、农村经济、医疗改革、收入分配、户籍制度、财政政策等各方面，且均有深刻见解，为许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但白重恩自己对此是极为谦逊的：“我不能声称我们的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因为大家都在提意见，最后的结果一定是采纳了很多人的意见，综合得出的结果。但我们有责任，让自己提出的建议是基于实实在在的研究结果作为支撑的。”

　　白重恩认为，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之间要有人起到桥梁作用。“有一段时期内，我们的这种桥梁供给还不充分，所以我自然地走向了这个供给端，我觉得自己的工作能够对政策制定产生一点影响，也挺有价值的。学术研究生涯会面临很多时机，做选择时要判断好，愿意稍微偏离一点自己的小专业，还是在自己的大专业方向去做一些研究。有些研究工作看似跟自己过往熟知的领域没有显著关系，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可能会发现其中密切的相关关系。”

　　2005年年初，白重恩被任命为清华经管学院经济系主任。作为系主任，白重恩自然要思考清华大学经济学科该如何进一步发展。

　　白重恩对当时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知。“与财经院校或其他文科院校相比较，我们经济学学生比较少。学生数目比较少，这对我们的学科建设来说，首先限制了我们的老师数目，因为我们学生少，我们不可能有很多的教师。另外，也限制了我们开课的数目。我是希望给学生开更多的选修课，不要有那么多的必修课。但是因为学生少，如果说每个学生每学期可以上6门课而我们开12门选修课，每一门课的学生数就会比较少。这是从学生方面看。”

　　“从研究方面看我们一直是数量研究比较强，这也和我们的工科背景有关。从工科转换到数量研究比较自然一点，而转换到其他的理论研究可能稍微不同一点。特别是我们李子奈老师，他的计量经济研究在全国是非常权威的，但是，现在我们希望除了计量经济学外，也在其他方面有所发展。按学校的话说，我们要“入主流”。也就是说，不光要注重数量经济学这样技术性比较强的学科，也要注意那种技术性比较不是那么强、研究方法稍微有点不同的、跟政策关系更密切，或者跟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有更密切关系的学科。这是我们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数量经济学，而只是说在数量经济学的基础上，其他方向要有所加强。可以说我们已经有了数量经济学这么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其他方面也要发展得更好。”

　　“要想办法增加学生的数量，经济系本科生30来人，每年的学生一共不过六七十人，有一种说法是少而精，但不管什么样的选拔体系,你都很难说这30几个人都选对了，对教育来说少而精是很难成功的，出精英人才是需要有一定的量来保证的。假如我们的学生数量上不去，对好教师来说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体制的演进，经济学人才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经济学知识和素养在人们的工作中更重要了，经济学者的社会影响也一直很大。政府部门里，以前很多官员都是理工科出身，但未来经济或是法律专业背景的人会越来越多。而我们30几个本科生又未必都能成才，最后清华的毕业生很可能就会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在政府界有很少的官员，在经济学界有很少的学者，在公众领域有很少发表有影响言论的公众人物，那么我们学校在国内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受到限制”。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多从外校招收研究生，这是我们的方向。我们希望大部分都是校外的，就是不希望近亲繁殖。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外校的同学报考我们系。为了减少近亲繁殖，我们也不断地在说服我们的学生，尽量不要报考本校的博士。我们不希望大家都从同一个模子里出来。所以今年我们的博士生招收中，只有一个本校名额，其他都是外校的。我们希望能够保持多样性。我们一直在努力，希望能够更开放，更有包容性。”

　　“在接受免试推荐生时，我们也要求笔试和面试。至于数学方面，我觉得要有一个比较基本的数学要求。但是这个要求并不一定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高。我们还是会根据不同的人作不同的判断，没有一个能够写得出来的标准，比如说数学要多少分。如果这个人数学比较强，并且做理论研究的潜力比较大，那我们会要他；但是如果说这个人数学可能不是那么强，但是他其他方面知识很丰富，思维非常活跃，那我们也会要他。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为体现这一点，我们面试的范围会广一点。”

　　“北大和有一些优势是我们不可比的。他们的规模很大，学科规模很大。我们在规模上是不可跟他们比的。规模有其重要性，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是处于劣势的。但是，在质量上，我们要尽力赶上。因为现在规模比较小，所以历史的包袱也比较小，这也可以说是一个优势。我们一直都在引进教授。在未来的两三年内，我们会有很大的发展。这是我们的后发优势。我们尽量找我们能找得到的最好的人才。”

　　白重恩并没有把目光局限于清华经管自身，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现状，白重恩也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曾经有人问白重恩，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学与欧美的经济学之间的差距？白重恩建议把差距改为差别。“国内也有很优秀的经济学家，比如吴敬琏是一例。国内经济学和欧美经济学的差别一个根源，是大环境不同。首先是消费者不同，在国内经济学的一个主要消费者是媒体，按照吴敬琏的说法，媒体很大程度上决定谁是著名经济学家半岛体育。而在欧美，经济学的主要消费者是学术界，同行决定谁是好经济学家。因为消费者不同，经济学家所做的事也不同。在国内，要提供媒体需求的产品，在欧美做的工作希望同行的欣赏。具体来说，经济学有两种成分，一种成分是科学的方法，另一种成分是艺术。在欧美经济学家很重视科学的方法，因为他们的同行能够欣赏这种方法。在中国经济学家很重视艺术，他们必须找到能够抓住当前人心的问题。”

　　“如何表达也很重要，要满足公众和媒体，表达上需要有一定的娱乐价值。科学的方法和艺术这两个经济学的成分都很重要，应该互相补充。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学和欧美的经济学是有很大的差别，差别在于他们分别重视这两种成分的一种。”

　　2015年，白重恩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货币政策委员会要在综合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依据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对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取向提出建议。

　　在白重恩出任委员的这三年，是国内外经济环境特别复杂，挑战极其艰巨的三年。“这三年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我们在这三年中也希望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有改变，让它更加合理。从比较固定的汇率改到对市场反应更加灵敏的汇率机制，这个过程就带来各种各样的复杂性。一个比较成熟的经济体，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需要平衡两个考虑：一是价格是否稳定，二是就业。如果担心通货膨胀会失去控制，那么就要把货币政策收紧一点，如果失业太多就把货币政策放松一点，鼓励投资，解决失业的问题。”

　　“但是在中国，除了要考虑这两个因素之外还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对汇率的影响、对资本流动的影响，甚至要考虑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当你想用同一个工具达到这么多目标，就不是两难了，而是多难。”白重恩坦言工作并不轻松。

　　白重恩认为，不能寄希望于货币政策解决所有问题，中国更需要企业改革，尤其是政府增长思路的改革。在货币政策积极配合的情况下，其他的改革希望可以同步加速。

　　2018年8月，白重恩接替钱颖一成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五任院长。清华经管学院的源流可以追溯到1926年成立的清华经济学系，朱彬元担任系主任。1928年起陈岱孙担任经济学系系主任，直至1952年的院系调整，经济学系并入其他院校。1979年，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清华大学设立经济管理工程系，董新保、傅家骥担任正、副系主任。1984年，清华经管学院成立，担任首任院长（1984-2001），赵纯均担任第二任院长（2001-2005），何建坤担任第三任院长（2005-2006），钱颖一担任第四任院长（2006-2018）。

　　在接任仪式上白重恩提出“两个没能很好”，他指出，在创造知识方面，中国经济学家面临巨大的挑战。“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还没能很好地从学术上讲好中国故事，没能很好地从中国经济管理的实践中发展出对经济管理学科有突出影响的学术成果。作为经济管理方面的研究者，我们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此，白重恩提出：“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学术高标准，另一方面也要敢于大胆创新。为了推动基于中国经济管理实践的学术研究，我们需要推动建立能够更好地反映学术创新、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学术与实践相关性的经济管理领域的学术评价体系，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来不断改善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基础条件，包括数据条件，也需要努力促成这方面研究人员共同体的形成。经管学院愿与全国同行一起推动这个事业，为人类知识的发展做贡献，为中国的发展做贡献。”

　　近年来，一些“崩溃论者”一再唱衰中国，这些所谓的预言又一次次自我崩溃。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白重恩在一次采访中指出：“不知道有多少人写过中国经济崩溃论，最后也都没有实现。从大的趋势来说，中国经济是很有韧性的，这种韧性来自于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人，要去追求美好的生活，只要给他空间。中国的企业家和普通的人每天工作超长的时间，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无穷的动力。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人、韧性，顽强。确实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些顽强的企业家们也会抱怨。他觉得太难了，各种各样的事都很难。但是他们放弃了吗？不放弃。一边会抱怨，另一边顽强地继续前进。这就是中国经济。”

　　在2018年清华经管学院的新生开学致辞中，白重恩希望同学们做到“抱朴守拙”。“我很担心我们的学生太急功近利，太想抄近道。他们都是很聪明的孩子，就看聪明劲用在哪儿，我希望他们不要为短期的利益去偏离基本准则，要用聪明劲做一些有长远价值的，几十年以后回忆起来还觉得不会后悔的事儿。这是一种做人的态度，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在“院长下午茶”活动中有学生问他，该如何在家人的期待和自己的爱好之间进行取舍。白重恩根据自己从学生时代到工作后的经验指出：“只有做内心热爱的事情时，才能享受奋斗的过程，克服坎坷和挫折；如果对一件事情没有兴趣，很难在低谷时长期保持动力。白院长认为，从事对社会有益、与内心的追求相契合的事，才能给自己带来满足。当然，在此之前，也要认清自己的内心，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

　　对处在大四毕业之际，对前路感到迷茫的学生，白重恩建议他们从长远角度进行选择。在快速变革、多元发展的当今社会，评价尺度永远在变，对经管学子而言，毕业后的基本生存绝非难事，难的是选对最重要的目标。在选择时多想想自己在什么地方“make a difference”，能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样的事业值得我们努力和追求。

　　白重恩用经济学的术语解释道，人们往往难以意识到自己的效用函数，短期的收益或许能带来成就感，但未必是最佳选项。他建议学生站在更长的时间周期去思考，就像有人提前“思考自己的墓志铭要怎样写”来想象自己这一生将要实现的作为和贡献，这才是持久满足感的不竭源泉。即便遥望未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这种长远思考的思维习惯能让人更清醒地追问自己“什么才是真正的收获”。

　　有学生对金融行业的社会价值有些迷茫。白重恩认为，金融承担着为社会肌体造血的功能。例如，金融机构能把资金和资源引流到效率最高、社会价值最大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得以顺利运转和发展。和实业从业者一样，金融从业者创造着社会价值，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关于如何看待当今社会经管人的独特价值，白重恩表示，经管人思考问题更具全面性和逻辑性，更能保持自己的理性。当今社会存在日益增多的情绪化表达和理性缺位的现象可能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因此经管人有责任去放大、去传递理性的声音，这是我们独特的责任。例如，面对一个观点，慎思之；面对一种论调，细审之。能否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科学思路去批判生活中的声音，是负责任的经管人学以致用的最终答卷半岛体育。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历程，白重恩说：“我从十几岁到现在都没有怎么变。尽管头发都白了，但是心态还是跟那个时候差不了太多，没有变俗。经济学家最应该的立场就是客观，做冷静的分析。我现在一直在做的事儿就是找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又是自己还有能力研究的问题，努力把它研究得更清楚。核心就是让自己有用，让自己有价值，让自己对得起良心。”

　　2004.7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10月起任Mansfield Freeman弗里曼讲席教授）。